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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pēngpài)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kàngzhàn)文献数据平台合作(hézuò)，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túshū)、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介绍《各县巡视工作报告》一书，一方面(yìfāngmiàn)展现抗战初期阎锡山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部分还原(huányuán)当时山西各地方政权的工作实态(shítài)。 《各县巡视工作报告》一书(yīshū)由(yóu)由第二(dìèr)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编印，出版时间不详，不过根据内容大致可推断这(zhè)本书出版于1939年。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简称战动总会、战委会、动委会等。 随着华北局势的(de)不断紧张，阎锡山逐渐认识到和(hé)中共合作的必要性，他曾指出：“我们是立在(zài)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一个鸡蛋也不能踩破。”正因为阎锡山政权处于国民党、共产党、日军三方(sānfāng)势力的夹缝中，故其因应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自身的政治策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阎锡山政权的生存空间(shēngcúnkōngjiān)大幅度受到压缩(yāsuō)，毛泽东即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军政人物“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zhīhòu)(zhīhòu)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于是，在牺盟会、新军之后，又一个阎锡山与中共合作的产物——战动总会(zǒnghuì)于1937年成立了。1939年，因阎共关系紧张，战动总会宣告结束。 战动总会的(de)(de)成员由各(gè)省政府(zhèngfǔ)代表、各战地军队代表、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其中，续范亭（因其身份相对较中立，故为双方共同接受）任战动总会主任委员，中共方面，则有邓小平、彭雪枫、南汉宸、程子华等人任战动总会委员。刘少奇认为，战动总会类似救国会，“是战争动员机关(jīguān)(jīguān)，是团结群众参加(cānjiā)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具体而言，战动总会的任务如下： 运送和(hé)招待伤病人员。 组织战地的(de)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战地准备。 由此可见，战动总会的主要任务在于武装(wǔzhuāng)斗争与发动群众(fādòngqúnzhòng)方面，而本文介绍的这本书亦是以巡视各县的地方武装等工作为主。接下来，就让我们(wǒmen)通过其中对地方武装的巡视报告来一窥抗战初期山西的动员实态。 这次巡视工作的范围包括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宁武、崞县、朔县、五寨(wǔzhài)等晋西北八县。在一开头，该书(gāishū)即称“本集(běnjí)内载着地方驻军情况以及我们(wǒmen)工作同志的姓名，为了对工作情况更明确的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阅读本集的同志务希特别保守秘密”。此外，该书为油印出版，行文多有不(bù)通顺之(zhī)处，同时夹杂部分山西方言，其中部分历史人物的人名(rénmíng)与今天一般通行的人名有出入，不过这些基本上不影响阅读，反而体现出这份史料区别(qūbié)于一般铅印并规范出版而传播更广的史料，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作者巡视完八县的(de)自卫队(zìwèiduì)编组、工作(gōngzuò)情况后，认为八县中五寨工作最好，朔县、保德次之，以河曲最坏。具体而言(éryán)，五寨县自卫队合计有3379名自卫队员，稍为次之的朔县自卫队大约有6998人，保德县自卫队合计有3632人，其人数占全县壮丁的三分之二(sānfēnzhīèr)。至于最差的河曲县自卫队，其工作现在则还没有开始，只有了一个计划而已。不过(bùguò)，仅仅从自卫队的人数来看，并不足以反映各县办理地方武装的好坏(hǎohuài)，有必要分析各县自卫队的具体工作情况、环境(huánjìng)与巡视者本身的个人思想。 就(jiù)每个县地方武装的领导者来看，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该书(gāishū)在总结中指出，各县武装部长(bùzhǎng)关系自卫队工作很大，如河曲、偏关武装部长未确定，自卫队工作故而没有开展。回到上述那四个县，五寨县战动会(zhàndònghuì)武装部部长曾在马占山部工作，而其副部长魏怀礼，则为“八路军代表”。值得一提的是，魏怀礼同时任中共五寨县委书记（后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建国后历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chángwěi)、组织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等职）。稍为(shāowéi)次之的朔县，其战动会武装部部长侯(hóu)绍贵（一名侯建华）亦为八路军所(suǒ)派出(pàichū)，同时任中共朔县委书记（建国后任(hòurèn)湖南、四川两省的地质局副局长、省委委员等职）。 保德县该书未指出具体的(de)(de)领导干部，至于河曲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则是由当地(dāngdì)阎锡山所属(suǒshǔ)部队担任，常常随之更换(gēnghuàn)，同时(tóngshí)武装部内又没有干事负责自卫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从前该县征兵是采取硬拉硬派的方式，但却以组织自卫队相号召。到真正要来组织自卫队时，老百姓自然认为还是欺骗他们去当正规军。由此可见，仅就这四县而言，由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确乎要比其他势力领导的地方武装成绩要好。 除了该书认为开展较好的五寨县、朔县以外，宁武县与神池县的战动会武装部(wǔzhuāngbù)部长皆为八路军一二〇师派出的干部。宁武县的地方武装才刚刚开始组建，自然无法(wúfǎ)比较，而神池县的地方武装表面上来看亦开展较好，但是该书指出，该县自卫队的十七名中队长（每主村一个，当时山西有单独(dāndú)一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也有数个村庄组成一个行政村的，其中(qízhōng)主要的村庄为主村，附属的村庄为附村）中，农民(nóngmín)很(hěn)少，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员。该书认为他们工作热情不够(bùgòu)，自己不参加自卫队的训练工作，只是检查小队长(xiǎoduìzhǎng)的训练工作。故而(gùér)对这些人应该要建立很好的巡视检查制度，在检查工作的过程(guòchéng)中，对于不堪造就的干部应不客气地加以淘汰。 神池县的(de)(de)这一缺点未必不是事实，不过这里对(duì)成分的强调与对知识分子相对的不够信任，同时(shí)并反映出了这份报告撰写者自身的中共背景。该书撰写者的这一背景，是否会使之在评述各县地方武装工作(gōngzuò)时偏袒由八路军领导(lǐngdǎo)的一方呢？如上所述，开展工作最好(hǎo)的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部长并非八路军，而另外由八路军领导的宁武县(níngwǔxiàn)与神池县也并非工作开展较好的县份，故而这一可能性较小。值得一提的是，战动总会作为中共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组织，事实上“同党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党的机关隐蔽在战动总会和各级动委会(wěihuì)之内，许多县、区党的书记(shūjì)就是县、区动委会主任或组织部长。”前述魏怀礼、侯绍贵二人即可作为这一说法很好的注脚。 组织机构方面，每个县自卫队各有(yǒu)(yǒu)一定差异。保德县自卫队的小队长由队员(duìyuán)中(zhōng)选举，大部分是农民，退伍军人(rén)(rén)占少数。各区战动会武装部长则(zé)差不多都是兼职(jiānzhí)工作(gōngzuò)，影响工作的开展。神池县自卫队则分成青年队（16-25岁）、壮丁队（25-35岁）、担架(dānjià)队(dānjiàduì)（35-45岁）。其中，每村有二十副担架，锄奸工作方面，主村有锄奸队员10-15人，附村有锄奸队员3人。朔县自卫队分为4个支队（区）、18个大队（新主村）、49个中队（旧主村），其所有干部中，脱产干部共计139个，可见队伍的庞大。五寨县自卫队则分为3个大队（区）、17个中队（主村）、55个小队、257个分队，担架队则有1570名队员，417付担架。此外，该书认为各县基本都没有把会议、报告、巡视等制度很好的建立起来。 偏关(piānguān)抗日游击根据地略图 工作与训练方面，保德县自卫队的放哨制度瓦解，其日常(rìcháng)训练中，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训练不能联系起来，而太偏重军事方面。偏关县自卫队，则由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下乡整理自卫队的组织，同时(shí)训练自卫队，但是(dànshì)因为是流动性的（每村住一天），事实上起的作用并不大。全县(quánxiàn)每个角落都有自卫队的空架子，但只有两个村子(cūnzi)进行过训练的工作。并同样重视了(le)军事，忽视了政治。神池县自卫队每星期训练一次，为时一天，然而该书认为时间太长，而以二、三小时(xiǎoshí)为宜。 朔县自卫队以村为单位进行训练，每三天一次(yīcì)，每次(měicì)一小时，早为军事(jūnshì)，晚为政治。中队（旧主村）十天集训(jíxùn)一次，大队（新主村）半个月(yuè)检阅一次。每个月县战动会(zhàndònghuì)武装部工作员下乡一次。工作方面，比较突出的是，经过自卫队干部的政治说服，他们曾用四天的工夫便使150名(míng)逃兵归回原队，1939年8月初则运送伤兵166名。五寨县战动会武装部干事每月下乡视察工作，训练是以小队为单位，五天一次，每次两小时，军事、政治各半，每星期(měixīngqī)中队（主村）集训一次。崞县自卫队，则在训练方面缺少军事教材。 五寨县自卫队武器清单(qīngdān) 经费(jīngfèi)与武器方面，神池县自卫队(zìwèiduì)，县政府(zhèngfǔ)以未接到命令为由(yóu)，未发给自卫队干事津贴。宁武县自卫队在制造武器方面，由战动会负责搜集烂铁，工钱则由区公所(qūgōngsuǒ)负责。五寨县自卫队，则由村战动会、村公所负责制造梭镖，村战动会负责向富户筹措(chóucuò)武器制造经费，自卫队的其他经费则由县政府负责。崞县自卫队的武器制造经费由区公所担负。由此可见，就这几个县份而言，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guānxì)尚属融洽并密切，不过，战动会工作的开展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密切程度各地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异，由此自然进一步影响到了各地地方武装(wǔzhuāng)的组建。 《民族(mínzú)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纲领》指出：“举凡(jǔfán)在战地动员委员会管辖之下的各县区村一切战时动员工作，统由各级(gèjí)(gèjí)动员委员会负责实现，各级政府应(yīng)积极协助，不得(bùdé)阻抗或破坏。”“凡一切与战地动员工作有关之事件，各县政府、区公所、村公所应服从战地动员委员会之规定。”就此而言，各级政府理应支持战动会的工作，但是在现实中多少会出现一些插曲。 据薄一波(báoyībō)回忆，“到1938年初，山西全省的(de)(de)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xiànzhǎng)(xiànzhǎng)由牺盟会(huì)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仅就上述几个县来说，崞县的县长本由阎锡山派出，后为动委会、牺盟会发动群众运动所赶走，并替换上了(le)中共一方的县长。此外，宁武县、五寨县其时的县长则并非共产党员，而忠于阎锡山政权，但是战动会与这两个县的地方政府(zhèngfǔ)关系仍属融洽。这一方面离不开(líbùkāi)中共对县长的统战工作(tǒngzhàngōngzuò)，另一方面即便阎锡山派出的县长不与战动会合作(hézuò)，战动会也可通过掌握基层的区、村政权进而将其架空。这两个县份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故而，战动会在地方上基本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存在——程子华甚至指出，战动总会作为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作”。 《民族革命战(zhàn)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gōngzuò)纲领》亦规定各(gè)(gè)地驻军不得妨碍战动会的工作——“战区各部队得在总计划之下向各级战委会提出(tíchū)要求，但不得干涉动员事务。”“战地各军应给各级动员委员会以各种(gèzhǒng)必要之帮助。”“战地各军队如对各级战委会的工作有意见时，应通知各该地的上级动员委员会或(huò)呈报司令长官行营改变或纠正之，不得擅自干涉。”但是，与前述战动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相比，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只会出现更多的偏差。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前，晋西北各县的(de)(de)政权(zhèngquán)多数在阎锡山手中(shǒuzhōng)，并且亦有相当数量的驻军，如五寨、宁武、保德、偏关一带即驻有何柱国的部队，在数量上则大大超过八路军驻在晋西北各县的部队。该书指出，偏关县(piānguānxiàn)此时驻扎的骑二军（军长何柱国）军纪较坏，使得当地民不聊生。尽管该地战动会的工作人员配备较强(jiàoqiáng)，但因军队骚扰，工作不易开展。 这尽管亦折射了战时国军的军地关系、军政关系，不过在抽象的军地关系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阎锡山政权无法接受其他势力对自身权益的侵占，亦即本质上是派系冲突。于是，战动会自然(zìrán)也(yě)将(jiāng)随着阎共关系的恶化(èhuà)而走向终结。阎锡山与中共经历了这三四年的合作后，孰胜孰负，以及一方获利、另一方得不偿失的理由，多少(duōshǎo)也能从这本书(běnshū)中找到答案了。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xīnwén)，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